演绎法就是用已知的一般原理来证明个别性论点的论证方法。演绎法即逻辑学上的三段论，由大前提、小前提而推出结论。例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推理：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小前提）所以，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结论）三段论，在语言的表述上有时常常省去某一项。这种省去一个前提或结论的三段论形式又叫做缺省三段论。例如：
①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
②真理是在同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③共产党员应该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而我们是共产党员。
例①省去了大前提”凡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 在表述中把它省去了；例②省去了小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省去了人人皆知的一个前提，反而更容易达到某种修辞效果，增强论证的可读性；例③省去了结论”我们应该在各方面起模范作用”，使表达更含蓄，更有启发性。
缺省三段论，可以加快思维进程，使语言表达更加简洁，论证更加有力。但是，正是由于”缺”，所以才容易”漏”，也就容易掩盖错误。因此，运用缺省三段论时要特别注意。
归纳法和演绎法，两者思维运动的方向相反，适用场合、基本用途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又常常相互依存。任何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都必须通过归纳论证与演绎推理的交互进行、相互渗透才能完成，这是由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一篇论文完整的论证过程基本上就是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的过程。有时在具体的论证环节中，也可以同时采用归纳及演绎对某个论点加以阐释。例如：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说..纯粹的天使和纯粹的魔鬼都不是人。人既然处于夭界和地界之间，就兼有两界的某种特性，就必然是一种合而为一的特殊生命体。人是美与丑的复合物。人性既有崇高、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卑下、丑陋的另一面，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寒夜》里的江母即是如此。
在江母的深层性格里，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渴望，对往昔人生道路的顾盼和忆念，对现实生活的怀疑和挣扎，对人生命运的迷惘和啃叹。善良与刻薄，总祥与冷酷，倔强与顽罔，吃苦耐劳与保守自私，不愿这苟活与安于命运播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由正反两极合成的性格张力场。这个张力场的外在表现是：是爱的母亲，凶悍的婆婆和命运的奴隶。她时而高尚，时而卑下，时而慈善，时而冷酷，时而坚执，时而脆弱，时而像中国传统的慈母，时而又像西方刁钻的贵妇。她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个”人”。
这个人既不能用好人或坏人来简单界定她，也无法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去强行规范她。她不完全好，也不完全坏，既不是完美的正面人物，也不是纯粹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这一个” 。倘若我们非要用政治判断的符号给汪母做一个鉴定的话，那就是”受了害的好人” 。这种复杂的审美感受使读者的爱憎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一会儿爱她，一会儿恨她，一会儿可怜她，一会儿恼怒她。汪母就是这样一个包孕着无比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震慑人们灵魂的美学风采的典型。
在这段评论中，既有演绎法，也有归纳法，两者交织使用，不仅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而且强化了论证的内在逻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