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也是风格构成的重要因素。文学作品是一种给人以审美愉悦的精神产品,不能引起人们审美愉悦和兴趣的作品是不可能真正具有风格特色的。中国古代审美,非常重视趣味,有“情趣”、“理趣”、“意翅”、“奇翅”、“真趣”、“天趣”、“生硬”诸多有关“趣”的概念和范畴。我们概括起来讲,不外事趣、理越、情趣和景超四种。事趣,是指具有风格美的作品.其中所叙述的生活事件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鲁迅的《阿Q正传》、果戈理的《外套》等等,其风格特征的形成,都离不开各自事越魅力的展示。理越,指艺术形象中所包含的某种哲理趣味。中国古代许多艺术作品,总是理趣盎然。如王维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即有生动的形象并且饱含情感地描写样理,富于理涩。情趣是指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与情感相联的趣味,由于它情态盎然,能怡情悦性,故称为有情趣。如曹植的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正是通过咏月表现了“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读来颇有情趣。景趣即作品中描写的富有生气和灵性的景物所引发的趣味。如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合潭记》对游色形态的描写:“谭中色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拾然不动;椒尔远逝,往来亩忽,似与游者相乐。”日光、山石、水影、游色,皆生动逼真,神妙入微,激发起读者的无限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