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世界教育发展的态势看，20世纪60一70年代各国主要关注的是教育系统规划，包括入学率、结构、内部效益、外部效益等；80年代重心降下来，学校管理的研究成为重点，最近这30年左右，重心又下降到学生的学习，逐渐强化对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关注。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将重心还停留在系统规划，未能跟上世界教育关注转变的步伐，学校教育的人本值难以提升。

学校工作的第一依据是什么?作者曾用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得到的回复有个明显的差别，国外的教育工作者几乎都回答为学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色列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她认为不仅学校的工作要以学生作为第一依据，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和决策也应该是以学生作为第一依据。

而在中国比较普遍的是用一些宏观抽象的“主义、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等大词作为依据，或者强调学校管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一些貌似权威的教育管理书籍还将”方向性原则(目的明确、面向全局)”放在第一，认为学校第一是不能把方向搞错。

就是在这样强调不要把方向搞错的中国教育，近几十年发展恰恰在方向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深入分析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如何看待人上出了问题。1949年全国政协《共同纲领》提出要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中对人的定位就不是少数人，而是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