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作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因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发展，以及西学东渐而使传统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转向。虽然也曾出现过明初短暂的稳定与繁荣和清朝前期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中国传统文化到此确已失去了往昔那种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儒学为主的传统本来就持重老成，此时则显得老态龙钟，需要注入新的血液了。在初步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的攻击中，在西方学说的渐渐渗透下，在一大批穷经皓首、埋头考据的学者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烛见：转向已成必然之势。但这转向，对于一个积累了两千年的文化，对于儒学根深蒂固于民族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其进程便显得曲折而复杂，斗争也便显得尖锐而激烈。留恋曾有的汉唐辉煌也许是士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但历史的前行毕竟不可抗拒。从文化转向的角度看明清传统文化的发展，诸如考据之盛、辞书类书选出，文学艺术的反叛精神，我们可能会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
明朝初期，朱元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采取了打击豪强、限制兼井、减轻工商税收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使明初的经济得以恢复并逐渐走向繁荣。然而好景不长，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便很快地堕入到体制腐败的深渊之中。说教般的忠孝节上只成了个人追逐财富数理的遮羞布。由于乡间恶霸横行，农村里大批的农民和从事副业生产的手工业者涌人城市，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行会开始发展，契约大量出现在经济生活中，新的生产关系发展一度出现良好势头。这一良好势头必然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明清文化转向的深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