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启蒙精神和反叛精神相对立，明清文化还有一股强大的复古潮流。矛头所指虽然是时文流弊，但其本质确实是对传统文化的祟拜与留恋。无论是“诗必盛唐文必素汉”还是“尊唐宗宋”，这种复古与叛逆的矛盾正是文化转向时代的典型现象。
与复古相对应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这一文化的总结本身也就意味着转向的开始，大体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考据学的兴起，知识分子对先秦以来的全部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开始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梳理。考据学创始者是顾炎武和阎若瑰，形成潮流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乾亮学派”。该学派有两大支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前者从古文字及音韵人手，重视音圳，以求经义；后者从小学、音韵人手，判断经义。乾嘉学派英才辈出，治学方法各有千秋，取得了文献典籍清理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是明清两代的朝廷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类书和辞书。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命解绍等人征集天下书籍，按经、史、子、集、天文、医方、F筑等门类编成《水乐大典》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01950册。这是大型类书编纂的开始。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奉敕编修《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日录案40卷计6109部。乾隆年间，一部更大规模的空前巨制《四库全书》由水田、纪陶等人历经十年而编成，收书35D3种，计79337卷。《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盛事，也是对前此古籍的一个圆满总结。除类书编纂外，字书和辞书的编纂也十分活跃，其中最为著名的两部是作为封建社会字书顶峰的字典《康熙字典》和以字韵为纲目的文学辞典《佩文韵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