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社会安定与工商业的发展，使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得以丰富，描述市民生活的话本小说开始大量涌现。这种以市民生活、世态人情为主的作品打破了以往文学的格局，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显示着文化的转向。以启蒙思想灌注的文艺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叛逆精神。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对封建束缚人性的礼教尽情抨击，歌颂了追求个人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唱出了礼教残害下千百万青年人的心声，与启蒙精神息息相通。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和凌濛初撰写的《二拍》，从各个方面展示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虽然两百多篇小说多半宣传忠孝仁义的纲常，但小说面向市民，把商人小贩作为描写对象确实也微妙地折射出社会与时代新的关注点。与传奇、话本同时，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成熟并走向高峰，显出比诗更强的功能与感染力。《水济传)的出现虽取材于平话，但创作的意味十分明显，叛逆思想也更突出，作者在宣扬“忠义”的旗帜下歌颂草寇，表现出对于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深切同情。作者的是非善恶判断自不待言。明代另一部取材于唐朝僧人玄奘取经故事的《西游记》看来荒唐怪诞，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封建思想的反映，也是劳动人民深受压迫起而斗争的反映。孙梧空的形象中蕴含着不屈的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