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产生看,学校本质上是为统治者培养接班人的场所。因此,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从学习内容的选择,到教育教学方法以及人才培养规格的确定,是以统治阶级之意志为转移的。到封建社会中后期,科举取士制度更是左右着学校教育乃至整个培养学子的教育教学活动,故使我国的教育传统形成了重伦理道德教育、不重实用知识的学习;重视个体的修身养性,不重视实际能力之培养;重视慎独、内省,而不与社会实际结合。学生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封建纲常名教和应付科考作时文之外,几乎无有其他之实际本领。换言之,古代学校教育除了结学生以做官的本领和知识外,给学生不做官而能在社会上谋生之本领太少。至于生活的知识与经验,如前面所言,学校教育关注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教学生处理社会关系主要是适应官场的需要,学生们不愿过平民之生活更不愿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学生在学校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光宗耀祖,富贵荣华。早在公元六世纪,教育家颜之椎就对两汉以来培养士大夫的学校教育脱离实际,培养的人才缺乏实际本领进行了揭露:“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于应世经务”。诚然,古代教育中也有重视生存之教育的主张。如墨子提倡学习自然科技,胡援分斋施教、强调学习治事本领;也有重视生活之知识、经验的教育,如朱烹提倡的洒扫应之教;也曾要求学子领悟人生之意义,如孟子所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知人们生命是宝贵的,但还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坚持“仁义”的理想,要有为真理正义而献出生命的高尚气节。但这些关注学生生存、生活与生命意义的教育主张未能成为古代教育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