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就中国而言,科学教育被社会重视的程度高于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一方面可能是世界的潮流影响,另一方面,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极端强调人文教化和对教化内容的极“左”选择使得后来的人们对入文教育产生了漠视甚至蔑视的心理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曾经喊得甚是响亮。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面对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重视科学教育便是理所当然的选择。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重视科学教育、忽视人文教育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显现。于是教育界的人士便开始呼吁,更有有识之士身体力行。并是,实践证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这一时期兴起的纠正问题的运动,主要是以人文教育来填补科学教育的不足。对二者的融合讨论不多。

以人文教育来弥补单纯科学教育的缺陷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个问题不在于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不在于人文教育的功能,而在于人文教育本身的内容和质量。科学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的观点已经被较普遍地接受。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和社会的结构、功能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但又显而易见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人文观念和伦常结构也提出了不断更新的要求。有观点认为发展人文教育在中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传统。就五千年灿烂酌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来说,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较而言,并不是属于优秀传统文化个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拿来直接为今天的人文教育服务。比如目前尚未讨论清楚的城信问题,就不是一个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直接拿来并简单适用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中的诚信在政治上与对皇室的忠诚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上则与善——不追逐利益——联系在一起;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城信则是主体为了稳定地、持续地获得长久的经济利益进行的行为约束。它是在承认和鼓励逐利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的、受法律保护(合些规则本身就是法律)的制度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